“吾天吾地——张国龙大型空间艺术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纲学术主持，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担任策展人，目前已于2022.7.29在合美术馆举行开幕式并正式向观众开放，展期至10月29日。

“吾天吾地”既是对张国龙四十余年艺术创作的一次巡礼，又是对其未来艺术创作蓬勃生命力的开启。今天，一起来从策展人鲁虹视角来感受艺术家张国龙的抽象语言和他创造的能量场吧！

张国龙的艺术年表告诉我们：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曾经依据特定情境创作了一批具有“乡土现实主义”特点的绘画，（见作品《高原》《黄河摇蓝》等）但自从他于1991年赴德国留学以后，因深受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基弗尔的影响，所以其艺术创作的逻辑起点有了很大的调整，而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艺术发展之路。[1]

▲张国龙作品

熟悉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所谓“表现主义”的艺术倾向虽然在世界各民族的绘画中早已有之，但形成特定艺术风潮还是在20世纪之初的德国，并具有艺术史的意义。其主要是由“桥社”、“青骑士社”、“新客观社”等团体的接替发展才形成。代表性艺术家有凯尔希纳、康定斯基、马克等人。据一些学者研究，德国“表现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艺术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法国野兽派、非洲木雕、印度早期佛教壁画等外来艺术的影响有关。特别有意思的是，“表现主义”绘画一经产生，很快就流行于德国，然后迅速波及到了北欧与世界。以远在亚洲的中国为例，还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曾经向国内读者多次介绍过德国表现主义版画与其代表人物珂勒惠芝的作品，遂使中国的新兴版画带有明显的德国“表现主义”痕迹。与此同时，亦有“决澜社”中的一些艺术家或同仁在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启发后，巧妙结合中国的写意传统展开了难能可贵的探索，结果为中国的现代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巨大的活力，其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而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艺术家有林风眠、关良、刘海栗、常玉、吴大羽等人。仔细想来，德国“表现主义”的艺术追求，如强调主客观的碰撞、图像的再造、用笔的自由、个性的伸张、情感的宣泄、即兴的表达、构成的随意，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写意文化”有着一定相似性，故一些中国前辈艺术家在当年所做的历史性选择非常合理，值得我们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很可惜，因为持续的战乱、日本的入侵或1949年后极左的文艺政策使然，遂使这一本来极为正常艺术追求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打压。只是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东风，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才接上了老一辈艺术家相关探索的路线，并有着十分精彩的表现！后来的历史足以证明：如果说，中国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表现主义”的遭遇算得上是“第一次握手”；那么，中国艺术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遭遇则相当于“第二次握手”，也因为赶上了十分开放的文化大背景，于是也获得了更加辉煌的学术成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新表现主义”特指一批卓越的德国艺术家，如基弗尔、伊门多夫、巴塞利兹等人，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用一种全新的概念演绎或发展了德国的“国粹”，进而率先突破了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苍白空虚的表现境地，以致使绘画本身获得了再生。而“新表现主义”艺术能够率先诞生于德国，且为世界所注目，除了其深受北欧传统哲学的影响与传统“表现主义”的启迪之外，也因为其诞生之时主动采取了切入当下与超越时尚的文化策略。

▲张国龙作品

▲张国龙作品

最近，因为要撰写此文，我认真看了艺术家张国龙的一系列创作，结果我发现：30多年来，这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艺术家所始终极力强调的价值观一直就是“激活传统”与“再释传统”，其具体实施的创作方法为：一方面从东方审美理想出发，想办法使来自德国的艺术经验中国化；另一方面则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想办法将我们传统中仍然有着生命力的艺术经验向当代转型。不过，这两者在更多时候又是相互生发的。也正是往来于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很好成就了他的艺术。倘若仅仅从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出发，或者完全从“新表现主义”绘画的角度出发，我们根本不可能将问题谈得十分透彻。具体来说，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在想办法寻求将中国的艺术传统与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加以融汇贯通，由是就使他逐步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艺术面貌，而从此角度出发，我们并不难理解西方学者胡内克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对他者感兴趣的地方，恰恰是我们不能理解或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而我们对于本国艺术形式的推崇，则在于它体现了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能建立起自己的身份感。这两者都各有存在的必要，紧张和运动总是产生于两个平等元素的交流与对峙。”